蒋纬国注意到，金定国四人只是“神色一动”，并没有“大惊失色”。假如这事放在后世，金定国四人表情肯定会犹如看到蛇蝎毒虫般又恐惧又厌恶又憎恨，毕竟后世众所周知，鸦片是毒品，而人一旦沾了毒品，一辈子就完了，并且也永远洗不干净了，无论是制毒还是贩毒，都是罪大恶极的勾当。但在此时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鸦片其实“没什么大不了的”，此时的鸦片就像后世的大麻，不完全是黑色的，处于灰色地带，游离于合法和违法的微妙缝隙间，属于违禁品，风险稍高而已。眼下的中国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鸦片大国，东北、四川、云南、河南这四地的鸦片产量位居全国“前四强”。老百姓偷偷摸摸地种，地方军阀则明目张胆地公开种，每个地方军阀都把鸦片作为重要的资金来源，中央政府不可能也种，同时对地方上鞭长莫及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“烟土买卖”也是中国此时“国民经济”重要组成部分。云南的龙云、四川的刘湘，都在大规模地种鸦片，河南虽然已经没有地方军阀了，但老百姓种植非常多，至于东北，鸦片原本也是奉系军阀的重要资金来源，日本人占领东北后，一边装模作样地公开扫毒禁毒，一边则在暗地里把这个勾当“发扬光大”。历史上，日本关东军让一个叫里见甫的“实业家”负责专门在东北境内秘密种植鸦片并倒卖到中国南方，一方面可以敛财、搜刮中国财富，一方面可以糜烂中国南方地区，里见甫号称“鸦片皇帝”，他的鸦片基地单是在1941年就向中国人卖出了220多吨鸦片。客观上讲，后世的人都会把鸦片看成致命的毒药，但此时的人并不这么认为，此时的人知道鸦片是毒品，同时又认为鸦片“只是一种温和的毒品”，加上鸦片在医药上也有作用，所以某些国家也秘密种植或半公开种植。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鸦片市场和入境渠道，英国人暗地里一直把产自伊朗的鸦片大肆通过上海卖到中国，一年卖出量超过150吨；伪蒙古政府更是公开在蒙古境内种植鸦片，伪蒙古政府每年通过鸦片买卖得到的利润占其财政总收入28%之多。在此时中国很多地方，“烟土买卖”跟猪肉买卖没什么区别。

　　后世全球共有五大毒品基地，分别是位于泰国、缅甸、老挝三国交界的的“金三角”（主产海洛因）；位于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伊朗三国交界的“金新月”（主产海洛因）；位于拉丁美洲的“银三角”（主产可卡因和大麻）；位于黎巴嫩中部地区的“贝卡谷地”（主产海洛因）；位于非洲西南部的“黑三角”（主产大麻）。五大基地里，贝卡谷地和黑三角出现时间都较晚，都在二十世纪末或二十一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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